当人类开始定居，以饲养畜禽，并以农耕为生存主业时，才有造园活动；园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植物进行人工引种、栽植、驯化与利用。根人工浮岛据史料记载，在3000多年以前，我国的商、周时期便有了早期的园林。按造园的背景规模、功用与特征的不同，园林可分多种形式。园林种类的多样化，在早期园林中即有反映。
《诗经·郑风·将仲子》写道：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一首以园林为背景的有关青年男女情爱的诗篇。全诗三章，如诉如泣，委婉表达一位女子因情感冲突而发出的哀叹。“将”系语气词，用于句首。“仲子”，系诗中所提的男子名。“里”，是指几十家住的地方，相当于村落。第一章可解释为：啊，仲子哟！请勿踰越进入村落，不要折取我的杞树枝条。并非我对杞枝有什么偏爱，实在是怕我父母。仲子固然令我怀念，但父母之言语，亦怕人呀！第二、三章意思雷同，而有深化。劝仲子不要翻越院墙，折我桑枝，因为诸兄之言，也5025花盆怕人呀！劝仲子不要潜入园内，折我檀枝，因为众人之言，更可畏呀！从诗中可见，村旁种了杞树，为村人所共享，这是一种园林形式，相当于今日的屋旁、村旁绿地；甚至相当于城市的街心公园和广场绿地。从诗中还可看出围墙内种有桑树，以及紧邻住宅的园内种有檀树，这也是一种园林形式，相当于今日的庭园或宅园；时至今日，无论北方、南方，都易见到这类由围墙分隔种有果蔬花木的小型庭园。按古时村落分布广泛、数量植物墙众多推论，当时民间的早期园林，该是最早的园林形式。其出现年代应早于大型园林，因此推测园林并非起始于此诗所反映的周代，而是可以上溯到商代，甚至是更早的夏代。自然，限于人力与物力，这类园林不可能有多大规模。
由于阶级社会的产生，帝王贵族等奴隶主拥有极大的权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他们能征调许多劳力与财物，营建了一批以宫室为主体的园林；此类园林史籍亦有记载。如《诗经·鄘风·定之方中》载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爱伐琴瑟。”这是叙述卫文公于楚丘之地营造宫室的诗句。观察星象，当定星出现在天空正中之时，选择这天作为营造楚宫室的黄道吉日。根据日影，测出方位，确定建筑楚室的风水宝地。宫室完工，再种榛、栗、椅、桐、梓、漆各类树木；“椅”，系指一种树木名。这里提到的是大型的帝王、诸侯园林，或称宫苑。此类园林形式，规模较大；待树木长大，可提供果品和利于观赏，也可间伐树木，用来制作琴瑟之类乐器，以便宴饮或祭祀时歌舞伴奏。
囿是帝王园林的又一种形式，其规模则更大。统治阶级占有的财富日益积聚，他们为了寻欢作乐，便选择自然风景优美之处，圈占成片土地，大兴土木，营造囿苑，如《史记·殷本纪》记述：帝纣“好酒淫乐……益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由此可见，囿苑从殷商时代就已产生。《诗经·大雅·灵台》提到周文王的灵囿：“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当时帝王有囿，方国之侯也有。毛诗对《灵台》篇注释为：囿，“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孟子》也有类似记载：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苑囿的营造，通常是利用自然地形，高处筑台，低处挖池，在河边修造房屋，并以一定地域加以范围，使其中草木繁殖，鸟兽鱼虫滋生，为帝王提供狩猎、游乐与栖息的场所。此种苑囿，有专人管理，据《周礼·地官》记载，周鞍式花盆代设官管理园囿内事务：“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屋顶绿化种植容器这些人分别掌管园林，并从事动植物的饲养与种植工作。后来，囿统称为园囿。
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对宫室园苑竞相经营。当时位于太湖流域的吴、越二国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境内河道纵横，交通方便，山石资源丰富，花木繁茂，具有造园的优良条件。吴王阖闾在公元前514年任用伍子胥筑吴城（今苏州），吴王败楚后，建长乐宫于城中，筑高台于姑苏山。此后，夫差接位，在城南建长洲苑为游乐场所，扩建姑苏台，营造梧桐园与鹿园等宫苑。据《述异记》提到：“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旋诘曲，横亘五里，崇饬土木，殚耗人力，宫妓千人，上立春宵宫，作长日之饮。”又载：“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及馆娃阁，铜勾玉槛，宫之楹楹，珠玉饰之。”据传，馆娃阁位于灵岩山；系夫差为宠幸西施所建。帝王为了享乐，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追求豪华建筑。然而，岁月流逝，事过境迁，昔日的宫苑，今已不复存在。但从文献中，依稀可见其气势之宏伟与风光之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