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景观设计与哲学观念
在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割与组合，形成了辽阔的疆域，从东南海岸岛屿到西北戈壁高原，冰峰雪岭、茫茫森林、河湾溪流，自然地理景观极为丰富。大自然的原始风景给中国古代园林的设计创作以极大的启迪和灵感。但中国古典园林是源之于自然，却又超于自然的。因为，任何设计行为所依据的思想都是基于人类的需要，对于景观设计来说，人对自然所持的态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而人对自然所持的态度是属于世界观的范畴。我们知道人的哲学世界观从根本上指导着人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景观设计与哲学观念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哲学的基本面貌和它对自然界的观念进行了解。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陕西临潼姜寨村落遗址就是以住宅群及外围的围沟加以围合；而奴隶社会时期的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遗址，则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建筑；到了封建社会，居住方式的封闭性就更为普遍。这种以封闭、围合为特征的社会模式，使得人们对自然界的适应多于征服，收集、积累多于寻找、探索。这样对于一个数千年来以聚居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封闭性的社会心理，他们认为适应自然是取得生存的最佳途径。研究发现甲骨文中的“囿”和《诗经》中所咏的“园”就是四周加以封闭、围合的早期园林，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古人所向往的一个理想的生活场所，其实是一个封闭的盆地形的自然地理环境。此后按此理想模式建立的文人园林都是封闭的，隐藏在高高围墙深宅大院之内，尽管园林之内的围墙留有花格窗，相互有“透景”、“漏景”，然而临街的围墙是完全封闭隔离的，这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时期典型的安居理念。很显然我们先民自给的农耕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体验，在不能抗拒自然力、不能更广阔的了解自然界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崇拜和向往的心理。这种观念使得人们将现实世界与幻想的虚拟世界结合起来，竭力用可能的形式加以模仿。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园林中，就是对虚幻的蓬莱三岛的向往和对山岳的敬畏，使得殷周至魏晋园林一直盛行高台和模拟蓬莱、洲、方丈三岛的造园形式，如《史记》所载：“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象汉武帝的上林苑、曹操的铜雀台都属此形式。当然这些都是皇家园林形式，因为对帝王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于现实社会，他们已经不再有什么企慕，而把神话中的“一池三山”作为他们理想的乐园。现在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都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后来我国的哲学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出现了一大批持不同观点的哲学家，经过长时期此消彼长的斗争，儒家、道家和禅宗思想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而正是儒、释、道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艺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创立的儒家学说一直以来占据着中国正统学派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讲，儒家思想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孔子虽然也有关于自然的语录：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自然，而是社会生活，他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可以称之为行为伦理学。这些哲学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们能轻而易举的在任何设计作品中发现它的存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北京和南京城的空间秩序）、房屋设计（北京四合院）、甚至室内设计（紫禁城的室内设计），都符合儒家的哲学准则。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造园屋顶塑料种植盆领域。当然这样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它仅仅涉及到皇家园林中的寺庙和处理政务的建筑，如太液池、万寿山、龙王庙、琼华岛、凤凰墩等园林中的部分建筑，而就这些园林自身而言仍是自然的、布局自由的、非严格空间秩序的。
古典文人园林也同样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士大夫多是理想主义者，而非政治家，他们饱读诗书，但受制于儒家君臣思想，他们的政治抱负在统治者看来无异于荒唐滑稽的幻想，因此他们往往郁郁而不得志。辞官归隐几乎是他们一贯的模式。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隐居是他们无奈的一种表现，避世隐居只是表面姿态，梦想有一天能重新得到朝廷的赏识以实现其政治理想，才是这类“隐士”的深层本质。为了抒发这种感情，他们往往寄情于物。中国古典的文人园林不少是在这种情况下建造的，从园林中的提名和文字就可窥其一般：拙政园，园主王献臣乃明弘治进士受东厂诬陷罢官失意回乡，请文征明设计建造此园，借《闲居赋》句意：“‘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网师园，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从官场“倦游归来”修建而成，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自比渔人，以“网师”命之，表示自己只适合做江河渔翁；退思园，“退思”语出《左传·鲁宣公十二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这些官场的失败者们，在城市中购建园林，自比上古隐逸圣贤。一方面借题寓意超凡出世，另一方对园林景观却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园林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这种对社会依赖的感情导致了园林的建造设计不只是景观设计，还寓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
因此，古典园林的建造是建立在儒家治世哲学之上，但我们又很难界定园林中哪一部分是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应该说儒家思想为园林建造设计行为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沉溺在社会生活之中的儒生会对自然有深刻的理解，可以说，儒家思想对园林最根本的影响在于营造一个“世俗的气氛”。对中国园林设计哲学影响更大的是禅宗和道家思想。
三、禅宗思想的影响
禅宗思想，一方面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平静安祥的精神境界，因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虚幻的，正如《大智度论》中所说：“观一切法从因缘生，从因缘生即无自性毕竟空。毕竟空者般若波罗密。”“般若波罗密”指禅宗虚空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下人的行为方式将变得单纯和简单。“空屋顶种植模块”是行为至上的观念，它对现实社会持消极态度。另一方面禅宗信仰者又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这与他们“心既是佛”的与世无争“空”的信仰相矛盾。为解决现实与信仰的矛盾，他们或游山玩水、或种花造园，通过感受自然来抵达生活的真谛。园林为他们提供了寻求寂静瞑想的场所，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之中发现永恒。“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闲寂呀，蝉声渗入岩石里。”园林中有声更觉静的氛围表达了佛教的虚空和静寂，给园林渲染了禅的气氛，引起人的禅思。宋僧道灿的诗句：“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久。”描绘了中国古典园林超凡出世的意境。园林生活既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又有助于接近“空”的境界。这样生活在园林中的禅宗信仰者，既求得了精神的解放，又达到了归依佛教之目的。园林为园主依托佛教对人生意义的反思提供了场所。
可见，园林生活为佛教信仰与适宜的生活方式的结合提卡盆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这就是与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并称三大园林之一的寺庙园林兴盛的原因。当禅宗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就大大推动了中国造园艺术的发展。屋顶种植花箱值得一提的是，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禅宗思想比在中国还受欢迎，因为禅宗提倡佛心本有，不重礼佛，强调悟性，否定礼仪等特点受到武士阶层的欢迎和信奉，再加上当时日本极其景仰和憧憬先进的中国思想文化，这样日本人以顶礼膜拜的方式接受了佛教和寺庙园林。这也说明了日本园林和中国园林相似的原因。另外，西方的理论家和景观设计师也经常研究禅宗思想，以期获得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