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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旧址再利用
旧的粤中船厂地处中山市区中心的岐江水畔，匝湖而建，湖与江通。停产后，原址留下不少造船厂房、起重构架、水电配套设施、机器设备。岐江公园就选址在这里。经过勘察实地，城市调查等前期工作，并且通过多轮方案比较，思路筛选，俞孔坚博士与设计组同事从自身“观念”出发，拿出了一个以“产业旧址再利用”为设计主旨的方案。在设计组的“观念”中，作为地方性中小规模的造船厂，粤中船厂由1953年创业到1999年停产，全程经历了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艰辛而饱蘸历史沧桑。特定年代和那代人的创业历程，已经沉淀为真实并且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对此，设计组以为，应“敝帚自珍”，在旧址基础上，保留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价值。对这个观念和主旨还可以做以下几点说明引伸：
(1)近年来城市建设之沉重现状，一方面是对城市的认同和美化要求的迫切；一方面是空前高速的建设、美化行为时对城市珍贵历史文化结构的“擦除”。这里一个中心的问题是价值判断的偏差。比如，对“现代化”单向度的备极推崇；对西方文化的备极推崇以及误读，甚至“恶读”。或者以二十四史等同历史，名人等同文化，帝王将相意义浓厚等。
(2)广东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里，也是著名的“侨乡”。在这里，寻找中山先生光芒外的“光芒”和回避现成的西式古典“文脉”，而另辟蹊径是一个“设计”的险途，在公共环境设计中大家都讲“以人为本”，耳熟能详。实际上，这里的“人”是否应理解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设计的“人民性”是否应成为公共环境设计更清晰和更重要的认知？歧江公园正是在题材上选择了一个“人民性”的主题。
(3) “产业旧址再利用”，是一个非常概念性的设计旨要，容易成为纸上建筑，作为特定条件的景观设计，既要避开通常的“习惯性”设计，又要为创新寻求“分寸”和“根据”，使环境的诗意产生于大量“非诗意”。即严格并且准确的细部之中；产生于对“机器的学习”之中。
(4)不管以什么题目作为设计主旨，是否使人们亲近和进入这个公园并寻找到克服城市生活嘈杂、紧张、疲惫之后的欣喜，愉快，寻找到适合休憩和使人们舒缓平和的空间屋面种植花盆氛围，寻找到属于孩子、老人、恋人和钓鱼者们的那些场所，这些既是设计的根本前提，亦为目标。

从“场地”到“场所精神”
以下段落，或者可以称作场地的“思路素材”：
(1)这是一个有“经历”的地方，属于“曾经”或者“昨天”，残旧而融合，人们的力量与意志已经汇同于“造化”。停产已有旬月，旧的生产设备，机器仪表依旧原位，墙壁上的文革标语也依稀可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错觉，仿佛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厂休日，人们似乎还会涌回到那些操作台架上……“怀旧”是一种现成可触的情绪，“场所精神”与此相关，但又必须与之区别，并且，寻求超越。
(2)我们得到介绍，几十年间，这里生产了近千的船只，甚至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有过“粤中号”们的贡献，我们想像不到的是工业在这个“工业”的地方，也竟十分简陋，可以感觉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指所及的良苦用心。曾接触过国外产业旧址利塑料花盆用为公园的例子，如德国杜伊斯堡北部公园(duisburg north landscape park)，在那里，工业呈现的洋洋大观所呈现的成熟与整体，给接触过资科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之相比，我们面对的产业旧址，其面貌零落，断续而不成规模。这也透露出，在珠江三角洲传统农业地区工业化起步踉跄，曲折艰辛的历史信息，针对这样的条件，仅仅保留与利用的思路是不够的。看来，需要通过创造、创新，去“再造”一种“境界”。
(3)即使是面对较简陋的工业，我们仍在旧址感悟到工业的“设计”力量，可以肯定在当年的机器制造行为中，甚至像“在可能的条件下美观”这样的指导条文肯定也不会存在，但是，结构的、功能的、逻辑的“美”，使所有的机器，似乎有一种“大师”般的设计气质，在这充满“装修”“装饰”的年代，一种震撼自脚踵而起，我们的“场所精神”需要维系这种工业的或者机器的美学成功。
(4)时间的方向是指向生态化的。几十年间，水陆错杂的植物，已处在一种非常弥漫而又完整的氛围中，江岸浓密的榕树，湖边茂盛的水芋、菖蒲、堤坝上错落的竹林蕉丛，都在提示并询问，即使是新的建设，能否最大限度保持城市中心这难能可贵的“野趣”?营造“野草之美”?
(5)没有某级文物保护的牌匾，没有骚人墨客，也没有神迹和灵光指向这块地方，普通的人，劳动的人和不普通的，特定年代的工业化实践，那一代人的汗水和青春，使原址有了一种需要吟唱出来的东西。因为这“足下”的文化的坚实，使设计摆脱了一种形式的“悬浮”，而变得处处逢源，充满“意蕴”。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城市为什么每每盯住那些“伟大”的叙事，“恢宏的高歌”，“壮丽的乐章”，太花钱也容易雷同。歧江公园，使我们看到了那些“熟视无睹”的人们，推开了被时光默默湮没了的“单位”之门，迎面吹来清新怡和的风，听到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并置——充满时间
歧江公园是一中卉屋顶个充满时间感觉的地方。铁轨向远处伸延消失，柱阵向天空冲刺，思绪随之远近。
湖心岛上的灯塔由两部分组成，内部是旧厂区内的废弃水塔，混凝土结构，具体建造时间不祥。外部则为新设计的点驳接系统玻璃幕墙，玲珑剔透，其上部为太阳色谱的彩色倒金字塔光雕。
不同年代的工业水平。造型差异、材质趣味，近距离“并置”，类似“琥珀”对时间的储藏。入夜，灯塔照耀了岐江和城市，也照耀了自己内部，那已逝的过往岁月。
码头亦由两部分组成，外部是水中的框架，上面覆盖着裸露的屋架，由厂区旧造船厂车间厂房拆除砖瓦保留而成，建造时间亦不详。邻近是另一全钢结构的造船车间，也在水中，显然不是同一时间的产物。与灯塔处理有所不同的是，新的钢构“抽屉”般插入旧框架之中，形成新的层次，密密的钢柱、钢索形成非常强烈的现代的律。中间膜体下方是码头、士多和公厕等功能。新与旧“并置”为一个开放的结构体，结构是手段，也是目的和美。
在这个结构的“丛林”里，时间是风，穿梭其中，并追逐着一些为我们不知的东西。

广义雕塑观
装置(installation)本来就是一个工业的概念，现在通常用为一种前卫色彩的美术实践，不同于雕塑对材料的雕琢或绘画的缺点，它强调“材料”的“装”与“置”。
歧江公园的“红色记忆”就是一个具有观念艺术的景观装置，它是一个由红色的钢板装配的“盒子”，剪开的两端放射出两条通向水塔和灯塔空间控制点的笔直通道，盒子无顶，内置清池，外种柔草，周围是红硕花朵的木棉树。
关于伴随船厂创业始终的红色意识形式氛围，或者，像“文革”这样震撼而重大的“事件”，除了政治上“彻底否定”这个层面，似乎还可能有一种“存在”意味的表达，使景观作品深度化，产生视觉和思想上双重的“波澜”。“红色记忆”并没有任何标语和形象出现，作品在提示一种更深层的“批判”，一种很浓烈的“静寂”。
公园旧址里有一处保留下来的旧烟囱。现在外围增加了一圈“脚手架”，形成了一个景观装置。脚手架下和几米上方并且分别有超写实真人大小的工人铜雕，模拟搭建脚手架的劳动情形。装置里存在三种元素——旧烟囱、新的钢管脚手架和雕塑工作者。
公园里旧龙门吊也有类似的处理，工人的雕塑被放置在劳动的直实环境中，雕塑脚下的机器也是真实保留下来的场景，仿佛戏剧式的道具的真实，在细节上增加了现场气氛。
公园南门，一端是卫生间和管理用房，大门门框屋顶绿化花盆却是拆留的工厂钢粱，上面的电屋顶种菜盆葫芦也依旧原位，显然这个“趣味”的安置使这个侧门在解读上增加了一些“困扰”和“层次”。
钢塑水塔是公园内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装置，它是一个工业语言的“雕塑”。原址为一个普通的旧钢筋混凝土水塔，本拟保留，终因结构安全问题拆除。目前的设计，仿佛旧水塔的“骨架”，又仿佛旧水塔的x光影像。减去混凝土因素后，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形象陌生，对人们已形成的某种视觉规范，达到解除和再认识，产生了新的语境。
以上数例，我们广泛地综合多来源地养素，使景观中通常由雕塑完成的艺术内容，渗透和溶解于景观本身，并通过装置，沟通设计语言和艺术语言，沟通物与观念。特别是通过装置，以某种违拗常识的“异乎寻常”去揭示某些本质性的“领悟”，像灯塔一例，正是通过对普通水塔的极为精致而又非常逻辑的“包装”达到对工业文明的有效“观察”，产生了空灵而且超越的“诗意”。

结语——有几个岐江公园？
歧江公园是一个已完成的工作，并且，是一个充满实验特征的工作。对我们而言，它留下了大量的遗憾。它已经引发了一些来自正负两面的建设性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还在游观者们，包括纸上的游观者之间产生。歧江公园设计的社会学内容，形式语言，植物方式、观念艺术成分等都打破了我们对公园的习惯印象，从而也导致了一种开放性的“阅读”和“批评”。面对人家释义，面对观者高论，我们以为岐江公园正在经历另一种阅读途径的“建设”，正式这种“建设”的过程，它经由作品本身与社会感觉的相互作用，产生着不同理解，不同褒贬、不同价值、不同审美意义的歧江公园。